1956年，我进入初中后的第二年，已经开始社会主义建设的我们国家，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在升入初中二年级以后，按照当时的教学安排，我们开始学习诸如“物理学”、“植物学”等科学课程。这些课程，大大激发了我们学生对大自然的巨大好奇心。我和我的几个同班级同学，相约利用下午放学后的时间，一起去和大自然更多地接触，寻找大自然向我们提出的种种疑问，并且思考和努力去回答这些疑问。
就这样，我们几个十三、四岁的小男生，决定响应国家“向科学进军”的号召，组成了一个小小的“科学院”——“少年科学家联盟”。《科学大众》、《科学画报》、《知识就是力量》等科普杂志，成了我们经常阅读的刊物。我们在一起就各自对一些自然界的问题的思考结果做报告，互相交流，或者做实验、做考察，验证或查证我们对问题的思考。
那时候，我的家离开学校最近，很自然地也就成了我们这个科学小组的活动场所。在我们的活动场所，张挂着牛顿、张衡等外国和我国古代科学家的画像，这些伟大的科学家成了我们心中的偶像。我们还办了墙报，发表我们自己写的学习心得和科学小文章。这样的活动，断断续续，一直持续到我们初中毕业。多年以后，曾经和我一起参加过这个科学小组活动的同学，几乎都成了我们国家的科学或技术方面的优秀人才。
也就是在那段时间里，我开始喜欢上了天文学。
天文学不像物理学，它并没有被列为我们当时在学校里要学习的一门课程，仅在地理课和物理课的某些章节里有少量涉及。但我小时候生长在上海市区边缘的农村，那时候即使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城市灯光也很微弱，夜空中可以看到数不清的星星，银河横亘整个天空。我还在小学里的时候就认识了牛郎星和织女星，后来又认识了北极星以及大熊、小熊和仙后三个星座。
不过，我真正喜欢上天文学，是在我念初中二年级的第二学期，我在《科学大众》杂志上看到了一篇介绍每月星空的文章，它让我知道了天空中更多的星座，并且使我想要进一步了解全天的星空和所有星座。我于是去书店里买来了几本介绍星空的书籍，特别是《天文爱好者手册》。
最后这本书，是苏联莫斯科大学天文系的库利考夫斯基教授写的。这本书的篇幅有三、四百页，对当时的天文学的知识做了很全面和详尽的介绍，也给出了很多星图和对天体进行观测需要用的图表。其中有些知识，需要用到平面和球面三角学的知识。我当时连得平面三角学也还没有开始学，当然就看不懂。不过，这也使得我知道，天文学需要高深和复杂的数学知识，我如果要进一步学习更多的天文学知识，那绝对不能忽视数学的学习。
那一年暑假里，我意外遇到的一件事情，进一步加强了我对天文学的兴趣。那是在一天傍晚，我在穿过我们村庄的一段路上走过，因为那条路的路基比较高，可以看到西边很靠近地平线的天空，我无意之中看到了那里有一个朦胧的发光体，其形状就像我在天文学书上看到的彗星那样，它的尾巴虽然不是很长，但我能一眼就判断出其伸展的方向是朝着已经落到地平线下面的太阳的反方向。后来我从报纸上看到，它确实是一颗新出现的彗星，并被定名为姆尔科斯彗星。
当时我回家后就记下了所看到的这颗天体的情况，并且认为它应该是一颗彗星。这是我此生的第一次天文观测记录。这也是我此生第一次看到彗星，而且是最清楚地看到过的彗星。后来在1986年回归的哈雷彗星，在北半球出现的时候并没有1957年夏天出现的姆尔科斯彗星明亮，而且，因为那时上海市区已经大为扩大，城市夜间的灯光更是极为增强，在市内始终完全无法看到哈雷彗星，我仅在离市中心几十公里的佘山顶上才勉强看到。
我坚定地立志将来要投身复兴祖国天文学的事业，是在进入了高中以后。这一年是1958年，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召开第10届大会，中国天文学会参加了这次大会。可是，就在这次大会上，我国台湾的一个天文学会也以“中国”的名义被接纳为国际天文学联合会的团体成员。中国天文学会抗议这种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因此宣布退出了国际天文学联合会。
鉴于当时我国天文学的落后状态，我们为维护国家主权而不得不采取的这一行动，却使得我国的天文学家在以后的很多年里失去了这个和其他国家的天文学家进行交流的舞台。我那时候深深感到，国际天文学联合会之所以不顾我国天文学会的坚决反对做出错误的决定，就是因为当时我们国家的天文学太落后。可是，我国的天文学在古代曾经辉煌过，这是国际天文学界所公认的。我想我们这一代人应该要担负起重新振兴我国天文事业的责任。也就是在这时候，我下定了立志于天文事业的决心，要为复兴我国的天文学，贡献自己的一生。
我在初中里和几个同学一起组织的“少年科学家联盟”，在进入高中以后，就没有再活动了，实际上已经终止。后来到了高一的第二学期，也就是1959年的春节后，国家再次号召“向科学进军”，我于是重新召集了几个同学，主要还是原来“少年科学家联盟”的成员，又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小组，叫“罗蒙诺索夫金星天文小组”。
当时我们就想要自己制作一架天文望远镜，一开始的想法是要自己磨制一架口径十五厘米的反射式望远镜，可是后来发觉困难很大。于是，我们就改为用商店里可以买到的凸透镜镜片制作一架口径十厘米左右的折射式望远镜。望远镜的镜筒是一个同学从他家里砍来的一根竹子，截取了其中笔直的一段，打通了里面的节，而安装物镜和目镜的圆筒是用硬纸糊的，然后把物镜筒套在前端，目镜筒插入后端，再做了一个很简易的支架，把镜筒搁在上面，就成了。由于这架望远镜过于简陋，基本上只能用来观看月球，比直接用肉眼看明显更清楚。
这一年的“五四”青年节，是“五四”运动四十周年，由于我们制作的这架望远镜，我也因此被班级里的同学们选为“青年积极分子”，获得了学校颁发的奖状，而且这架望远镜也曾作为我们班级的科技活动成果在学校里展出。
我在高中里对于数学、物理学、化学以及外语等课程的学习也都非常重视。我的想法不仅仅是那时候这些课程都是高考要考的，更主要的是深深地认识到了它们是我今后学习更深奥的天文学理论的基础和工具。我高中毕业的时候，这几门课程的成绩都很优秀。因此，我对于自己能够考上当时我国最好的天文最高学府南京大学天文学系，充满了信心。
然而，让我完全没有预想到的是，还没有到高考报名，我被应征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面对个人志愿和国家需要的矛盾，我当然服从了空军的征召。我在空军部队服役四年，先在一所航空学校学习飞机维护技术九个月，后到航空兵的一个基地机务工程大队里任航空电气员。我在中学里打下的优秀的物理基础，使得我在空军航空学校的学习非常顺利，在后来的飞机维护工作中也表现得十分胜任。
我至今仍深为感谢后来我所在的那个机务中队的指导员，他对我非常了解，知道我仍然热怀着要投身祖国天文事业的愿望，痴情未减。1965年，在我即将服役期满的时候，他主动地询问我对于未来的考虑。我如实地对他说，我还是想要考南京大学天文学系，我相信我能够考上。他于是通过基地领导部门，及时安排了我退伍，让我能赶上那一年的高考。
回到家里，我家因为是在郊区，属于农业户，我退伍以后的工作安排，那时候是由公社负责的。我到公社去找有关部门，直接就表示，我要考大学，先集中精力复习功课准备高考，若没有考上，再考虑工作问题。但过了大约半个月，公社有关干部就来我家找我，说在安亭有个师范专科学校，半工半读的，如果我愿意去，他们就推荐我去，就不用再考了。我说我喜欢天文学，我要考南京大学天文系，安亭的半工半读师范专科学校我不想去，我还是想自己考。
那时候，我没有一点犹豫就拒绝了去那个半工半读的师范专科学校。其实，我这样做是冒了一点风险的，我把自己的后路堵死了。这样一来，如果我自己考大学没有考上，回过头来再要公社安排我的工作，很可能就只能回自己家那个生产队里当农民了。可那时我非常自信，觉得自己本来在中学里学习成绩是名列前茅的，相信自己绝对能考上。
但我还是想到了毛泽东的一句话，即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那时候高考是在7月下旬，一般是7月22日左右。当时，离高考还有不到两个月时间，我丢掉了一切其他事情，就一头扑在复习迎考上。我给自己规定每天的复习时间为14小时，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睡觉，排了一个作息时间表，照着做，真正是雷打不动。我还把要复习的几门功课排了一个复习的课程表，各门功课的复习穿插进行，以避免因为长时间钻在一门课里过于单调产生疲劳影响复习效果。另外，对每一门课，我又排了一个复习进度表，先是分单元的复习，然后是综合的复习，每个单元和最后的综合复习各花多少时间，都有个合理的安排，然后就严格遵照执行。当然进度安排上也要留适当余地，以便遇到难点时能多花一些时间去攻克。
复习的时候，我也没有去找很多参考书和习题书。除了过去的高中课本以外，唯一的参考书，就是我在高中毕业前学校里发给我的一套由市教育局组织编写的数学、物理和化学的复习参考书，再加上一本俄语的语法书。至于语文和政治，主要是看每天的报纸，通过看报，了解当时的时事、政治。这样，不但能把政治考好，而且，那时候理科的语文只考作文，因此只需要了解了当时的时事、政治，就不怕写不好作文。
在数学、物理、化学和俄语的复习中，我都结合课程内容的复习，特别地注意对各个单元的内容相互之间联系的融会贯通。为此我把这些内容之间的联系画成了一些图表，用这样的方式加深我对这些联系的理解和记忆。这对于解一些综合程度较高的题目来说是非常有用的，而后来的实际考试表明，很多考题尤其是分数很高的考题，就是这一类题目。
我在复习过程中，并没有做大量的习题。这一方面是我有限的复习时间不允许，另一方面我觉得也没有必要。我也没有特意去找难题或者怪题，我一是把原来课本上的习题都看一遍，那些明显很容易做的题目，我就放过去，把那些比较复杂和有适当难度的题目，才完整地再做一遍。另外就是那几本教育局编的复习资料中的习题，我都认真地做了一遍。
我至今认为，我那时候的这种备考复习方法，对于现在的学生复习迎接高考，依然是完全适用的，而且是一种真正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内取得最好效果的方法。
这一年的8月12日，如我心中所期待的，我收到了南京大学天文学系的录取通知书。在我成为南京大学天文学系的学生以后，我的学习成绩优秀，并且很快就打算要从恒星的结构和演化入手去思考整个宇宙的演化图景，作为我以后的研究方向。然而，让我始料未及的是，我的这一美好的想法，尚刚刚开始付诸行动，一场打着“革命”旗号的旷日持久的动乱开始了。
学校停课了，我在南京大学里实际仅仅学了不到一年，作为学习天文学专业课程的基础的高等数学，仅仅学到了一元函数的积分，物理学则仅仅学了理论力学中的质点力学。其后的四年多时间里，就在所谓“造资产阶级反动教育路线的反”和“学工学农”的冠冕堂皇的口号下，白白地度过了。到了我们应该要毕业的时候，就成了“一锅仅仅只有两分熟的夹生米饭”，被推向了社会。
这样的天文学系毕业生，当然根本无法适应天文研究工作的需要。而且，当时我们国家的天文研究或教育、普及机构，本身的工作也正处于混乱和停滞之中。我们这届三十名毕业生，按照那时候的分配方案，没有一个被分配到与天文学直接有关的工作岗位。我到了江苏的盱眙县，在一所乡村中学里当教师，教高中物理等课程。
在那段时间里，让我感到幸运的是，在1968年，恰逢我国新疆地区有一次日全食。这次日全食的全食带，大部分在当时的苏联境内。我国的一些天文研究人员，巧妙地利用这个机会，借着当时我们国家“反对苏联修正主义”，得到中央高层领导的准许，在新疆开展大规模的日全食观测活动。南京大学天文学系是这次观测活动的参加单位之一，我得以参加了其中的飞机上观测的项目，与一同参加这个项目的老师和同学一起，取得了有研究价值的观测结果。
1976年初，我获悉我国将要重新开始招收研究生。我由此看到了能再次让我得以投身祖国天文事业的机会。我利用我担任中学教师的有利条件，开始有计划地自学完成了我在大学里时本来要学的数学和物理课程。当1978年我国恢复研究生培养制度首次招生时，我满怀信心地报考了。
在我报考的过程中，我曾得到南京大学天文学系方成老师的悉心指导。此外，我考虑到自己在1968年参加新疆日全食观测时，曾经与北京天文台的一些研究人员在一起工作过，他们对我的情况有较多的了解，我就选择报考了北京天文台林元章、史忠先两位导师联合招收的太阳物理研究方向。我顺利通过了初试，然后去北京参加复试，接受了两位导师的面试。
之后，在确定录取方案时，北京天文台的招生工作人员考虑到我家在上海，而上海天文台的万籁导师正好要求调剂一名学生去他那里，我当即接受了这一调剂。
又是在8月里，只是已经又过去了整整13年，我终于收到了上海天文台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这一次，我走进了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的大门，再也没有离开。1982年1月，我硕士研究生毕业，获得了硕士学位，并被留在上海天文台从事照相天体测量和恒星天文研究工作。
我在上海天文台工作了20多年，从研究实习员成长为研究员和博士生导师，亲身参与了我国天文事业的复兴。我在2004年退休，后又继续参与了一些天文研究、教学和普及工作。得益于我们国家这40年来坚定不移实行的改革开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政策，我终于实现了投身复兴祖国天文事业的夙愿，并为此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微薄力量。如今我已步入古稀之年，回首往事，历历在目，此生不悔，活得有值。
（上海天文台 王家骥 ）